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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背后看“治理” ——浙江渔场修复振兴观察

来源:农民日报 时间:2021-01-06 点击次数:1351


 

46岁的项华彪,20岁就开始当“船老大”,他明显感觉到,最近六七年,眼前养育全村老小的这片海域,渔业资源正在逐渐恢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偶尔竟然能捕获久违的大黄鱼。

  项华彪是浙江省临海市桃渚镇永兴村的渔民。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给出的一组权威数据印证了他的判断:2019年,包括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在内的“四大渔产”,以及鲳鱼、上层鱼类等资源在浙江沿岸的发生量比20世纪90年代末增加4倍以上,其中小黄鱼资源密度增加了34.1%。同时,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晴雨表”的赤潮已经不见了踪影。

  海洋渔业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礼物,但过度捕捞一度导致资源快速衰竭。2014年,为了破解“鱼仓闹鱼荒”的全国性难题,浙江作出“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重大决策部署,“打、减、转、增”并重,以“打”开路,减船转产、增殖放流,全面推进渔场修复振兴,决心与力度一时间令全国瞩目。

  如今,“三无”渔船基本绝迹,“绝户网”难觅踪影,伏休季再无渔船顶风作案,渔港管理井然有序,渔民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渔业逐步转向可持续发展……从事了30多年渔业执法监管工作的浙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二级巡视员孙国荣难掩兴奋:“经过持续的接力推进,浙江渔场秩序呈现全局性好转,渔业资源呈现恢复性迹象,渔区风尚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为了探寻浙江渔场的修复振兴经验,最近,记者深入宁波和台州两地采访,发现重拳整治的背后,更是一场渔区治理的革命,蕴含着浙江人的智慧与思考。一条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已然清晰可见。

问题和目标为导向

统筹机制破解发展瓶颈

  时间回溯到2014年5月28日。绍兴柯桥,一场会议如期举行,召集方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与过往不同,这场会议充满“辣味”。主席台上,省领导大声疾呼,海洋已“荒漠化”,大海捞鱼如同捞针,再不修复,再不振兴,东海真的要无鱼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浙江是海洋渔业大省,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渔业资源衰竭愈演愈烈。以大黄鱼为例,1957年全省年产17万吨,可到了2013年,仅能捕捞到0.28万吨。过去40年里,浙江渔船主机总功率翻了4.5倍,3.5万艘涉渔船舶中,有1/3属非法经营,不仅违规滥捕成风,还常出安全事故。

  鉴于此,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推出“渔场修复振兴计划”。为了破解困扰已久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浙江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布局:成立专门协调小组,省委副书记和分管副省长任正、副组长,省级28个部门和沿海4市纵横联动、协同作战,全力推进“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所谓“一打”,即严厉打击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涉渔“三无”船舶,以及其他各类非法行为;“三整治”,则指整治“船证不符”捕捞渔船和渔运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海洋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如同一根根“硬骨头”,想要“啃”下来毫无经验可循。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专项执法行动,实际上推进越深入,越要求治理方案系统化,越需要用制度来保障。否则,就会像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来自沿海地市温州,对过往乱象有着切身体会,“建立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无法可依’问题,从而建立起可持续的法治轨道。”

  临海所在的台州市是传统渔业大市,这里又被誉为新时代中国渔业改革的“小岗村”。河道有“河长”,如今推广至全国的“港长制”,就发轫于此地。台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队长吴军杰告诉记者,目前,全市44座渔港均实施“港长制”,并建立14个与渔港功能定位相匹配、各种职能全覆盖的渔港管理站。

  位于桃渚镇的红脚岩渔港,系临海境内唯一的国家一级渔港。该港管理站副站长毛坚军就兼任“基层港长”,另外两名港长则是临海市和镇里的分管领导。“港长的主要职责就是落实进出港报告制度和定港上岸制度。”毛坚军说,通过关口前移和力量下沉,日常有10名工作人员驻站办公,开展各类服务管理工作。

  吴军杰又介绍了好几项“原创经验”。浙江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以及修复海洋资源赔偿费的判定都是在台州。为了实现所辖渔船的高效管控,台州又采取动态编组,一旦有渔船“脱编”,马上便能提醒干预。此外,台州还制定出台全国首个渔船安全记分办法,将全市渔船船长、船东和渔业基层管理组织纳入记分范围,倘若扣满12分,就在证书换发、渔船改造、生产补贴等方面予以限制。

  2014年以来,浙江先后制定近100项制度、标准和规范,涉及渔船管控、网具整治、幼鱼保护、伏休管理、环境治理、渔民养老、减船转产等,修订了190多项执法权力清单及运行流程,为渔业执法监管提供制度保障。在王通林看来,“一打三整治”和渔业安全生产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不断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作出新的调整和布局。

  比如,针对幼鱼保护,浙江率先制定带鱼等6种重点保护品种的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并通过人大立法,开创性地联动市场监管部门禁止销售最小可捕规格的保护品种幼鱼;又比如,在全国首批实施浙北渔场梭子蟹限额捕捞管理试点,并开发海上自动信息采集系统,建立渔获物定点交易、渔捞日志、船位通报等制度。

  最新数据显示,浙江沿海已累计取缔涉渔“三无渔船”(含小型船筏)1.9万余艘,约占全国取缔总数的近一半;清缴违禁渔具110万余张(顶),约占全国2/3;全面完成7000多艘“船证不符”的整治;累计没收违禁渔获物800余吨,查处违法违规案件近1.9万起。

安全与稳定为基石

重构渔业渔区现代化治理体系

  2019年履新前,俞设已在宁波市象山县的渔业大镇石浦工作了20年,到任县水利与渔业局副局长后,具体分管安全生产。熟悉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渔业执法不能如同“猫抓老鼠”,否则防不胜防,除了强化“管出来”,更得落实主体责任,变“要我改”为“我要改”。

  俞设的观点几乎代表着各地渔业主管部门的共识。采访中,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渔港管理处处长徐晓林就直言,修复振兴渔场绝非执法这么简单,也不能光靠渔业部门单打独斗,必须党委统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区域联动,这就是渔业渔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次大重构。

  确实在浙江,这种理念得到了有效落地:行刑衔接上,公检法、海警等部门无缝对接、依法惩处;“打非治违”中,政法、经信、渔政、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海事、海警等部门密切协同、联合作战;生态保护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整体联动、合力治污;此外,组织、宣传、发改、人社、财政、金融等各个部门,则在干部培养、舆论宣传、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法治轨道上,浙江有组织体系、工作体系。相比之下,德治与自治显得更为开放多元,地方各显神通,形成精彩丰富的“海上枫桥经验”。

  邓荣城是象山海保渔业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2019年才成立,以片区为单元,管理着914艘大型船只,提供办证检验、伏休管理、隐患排查、安全救助等服务,受到了“船老大”们的一致欢迎。

  目前在全省,像这样的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已有189个,由政府购买服务,渔船船主部分出资,实现渔船安全生产的公司化服务和组织化管理。象山县水利与渔业局局长张洪成认为,有了这些服务资源的整合,大大减轻了主管部门的压力,也更利于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有效协同。

  在临海市,2019年还创新海上党建模式,根据渔船作业区域和编组编队生产情况,改制组建4个以渔民群体为主的“红帆护渔”海上临时党支部,带领全体渔船有序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渔场秩序维护、渔业资源保护和渔业转型升级等工作。“红蓝”一结合,效果也十分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在德治为基、法治为要、自治为本的“三治合一”模式上,浙江又融入了“智治”,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实现精密智控。在象山县的“智慧渔港”大屏上,记者就看到,所辖渔船定位清晰可见,红黄绿等各色代表不同状态,监控人员可实时作出分类处理。

  据了解,目前,浙江已投入7亿多元用于渔业信息化建设,在全国率先建成了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小物标雷达监控系统等,升级改造了1万余艘大中型海洋机动渔船的北斗定位终端系统和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避撞系统,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渔业安全事故应急指挥系统,大大提升了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效率。

  海上安全是海洋渔业生产的底线和基础。2019年,浙江渔船水上生产安全事故和死亡失踪同比分别实现“双下降”,特别是面临超强台风“利奇马”正面登陆的大考,最终渔民达到零死亡,这在过去极为少见。

可持续发展为要义

转型拓宽振兴新天地

  在浙江人的理念中,光打不转、光堵不疏,从来不是最佳良方。就拿“东海无鱼”来说,浙江人认为,表象是捕捞能力与资源再生能力的不相适,内症却是渔区资源、环境、产业、民生、文化的不协调。因此,与“打”、与“堵”相生相伴的是,浙江渔业的“转”与“拓”。

  鲁班发明了伞,黄元明则受此启发,独创了伞式保温大棚。步入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一顶顶巨伞罩在池上,能加热、能充氧,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别人一年只能养一季虾,黄元明能养四季,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优。

  黄元明养殖确有一套,早年养殖加州鲈鱼,国内产量数一数二,后来转型南美白对虾,又跻身全省行业的“隐形冠军”。“5年前,基地养殖面积还只有100多亩,现在1200多亩。海洋渔业的整治5年,正好成就了养殖业的黄金5年。”黄元明快人快语道。

  如今,过了头5年的“风口”,黄元明又在谋划新一轮升级:向“微笑曲线”两端转。一端是种苗培育,另一端则是精深加工。近几年,黄元明投入约3000万元用于良种繁育,现在除了自用,每年还能卖出去5亿尾虾苗,产生1000万元的产值。而他的目标是,今后公司六成产值源自种苗。

  涉足加工,是黄元明2019年迈出的步伐。这缘于产能过剩后,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必须从单纯卖鲜品,转向冷冻品、加工品的多元化经营格局。因为不熟悉,黄元明暂且谨慎行事,但若真能蹚出路,可带动更多渔民转产。眼下,其麾下已有不少上岸渔民,有的搞管理,有的跑销售,之后更多还能进厂子。

  “打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可持续发展,要让渔民有收入、有出路。”临海市港航口岸与渔业管理局局长刘勇告诉记者,这几年,临海的养殖与近海捕捞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对虾养殖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全市面积已有8000多亩,年产值近两亿元,后续发展势头仍十分迅猛。

  黄元明将眼光瞄准种苗,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已捷足先登,站稳脚跟。负责公司养殖技术的高级工程师徐万土告诉记者,通过与各大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公司共繁育了26个品种,其中很多填补了宁波、浙江乃至全国的空白。尤其是“当家品种”岱衢族大黄鱼,堪称细分领域的翘楚,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

  据了解,目前公司有7个亲鱼培养车间,每年可出产6000万尾鱼苗,其中4000多万尾系岱衢族大黄鱼。在200多亩的基地中,被人称道的还有附近蓝黄相间的新型海水养殖网箱。据了解,这是宁波市6个试点之一,与传统网箱相较,更环保、更牢固,并能有效提升养殖成活率。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处处长林建国介绍,近几年,宁波的国内海洋捕捞产能连年下降,但海水和淡水养殖产能却一直呈增长态势,养殖区域从象山港拓展至渔山海区,养殖类型和品种也越来越多元化。与此同时,宁波还积极引导捕捞渔船从生产性转向休闲体验式捕捞。

  在象山石浦镇,王卫平就将转产转业的渔船改成了7艘休闲渔船和4艘远洋海钓船。游客大多来自公司团建或家庭聚会,包下一艘船五六千元,既能出海体验收网捕捞,还能在船上直接尝鲜,近年来生意不断走红,“跟风者”越来越多。

  与王卫平所在的渔人码头临近的东门渔村,被誉为“天下第一渔村”。当了27年村干部的村党支部书记周全球告诉记者,这几年,渔民退捕后,有的做起小生意,有的转为养殖,还有的利用美丽渔村的建设,开办特色民宿和“渔家乐”,旺季时收入不比出海差。

  据了解,现在,浙江还大力推进以资源修复型人工鱼礁为重点的海洋牧场建设,共建成12个海洋牧场。“十三五”期间,全省共投入资金5亿多元,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苗种240余亿(尾、粒),以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养护。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浙江已有两万渔民有序转产转业,传统渔民养老保障实现全覆盖。2019年,与2015年相比,尽管全省海洋捕捞船产能从400万千瓦压减至近290万千瓦,但渔业经济总产值却从1937亿元增加到了2232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从21514元增加到29852元。一幅“渔业强、渔区美、渔民富”的壮美画卷正徐徐铺开!

  王通林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建设,深化“一打三整治”和渔船安全管理要有新内涵、新担当,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要有新载体、新举措,深入谋划推进新一轮的渔场修复振兴行动,推进浙江渔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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